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阮元在广州城北粤秀山（今越秀山）创办了一所书院——学海堂。它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，发展成为19世纪最为杰出的学府之一，使偏于一隅的广州一跃成为与北京、江浙并立的全国学术重镇。
学海堂的创立扭转了岭南的文化地位，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广州文人，但仅仅学海堂本身并非作者的野心所在。学海堂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，更是地方社会网络与资源交汇的舞台。以陈澧为代表的新移民和以朱次琦为代表的本地大族，借助学术活动塑造个人与地域的文化身份；在鸦片战争后，地方精英则通过资助书院复兴来重新整合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，重塑其地位与威信。
19世纪发生在学海堂及广州的社会涌动，跨越了广州城，跨越了华南，让我们看见了在时代巨变中自我调适的中国。
著名汉学家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任、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哲维代表作《学海：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·万有引力出品）正是一部超越地方史的华南研究，以一所书院背后的士商往来、阶级流动，展现国际性视野下地方文化的构建。
通过《学海》一书的阐释，打破了“广东是文化真空”的刻板印象，展现广州文脉之盛。从19世纪广州文人被江南士子讥讽不通《汉书》，到百年后梁启超直言唯有江南与广东能出一流学者，广州学海堂以新书院制度、新授学内容、新文化生产、新学术思潮，成就广东近代文化逆袭。
“《学海》一书所讲述的，正是广州在十九世纪间，从学术边陲一跃成为清帝国最重要的经学中心之一的历程。”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（William T.Rowe）盛赞，“这是一部关于学海堂这一机构的历史——每位研究中国晚清史的学者都深知其重要性，却一直未有专题研究。本书史料功夫极为扎实，不仅利用了各类已刊文献，还卓有成效地运用了书中一位关键人物的稿本日记。全书结构清晰，论证严谨精妙、极具说服力。”（工人日报客户端记者 陈俊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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